kroraina

[转贴]散养的丁俊晖 圈养的姚明

特拉姆瓦伊 

    圈养是现代文明的产物，家禽、牲畜通过圈养迅速的提高产量、缩短生产期，从而达到大幅提高经济效益的目的，然而圈养也带来了一系列的问题，通过激素、饲料催生的动物带来金钱的同时也带给人一些副作用，让人不敢接近；散养是接近于自然的一种状态，任其接近自然精华，散养虽然生产周期漫长，但给人感觉更真实、新鲜。

    中国竞技体育发展模式有两种，一个是举国体制的圈养方式，一个是小农经济的散养方式。对于绝大多数的运动员而言，他们都要经历一个漫长的圈养过程，从小时的业余体校到专业运动队，每日就像被装在了笼子里，成为特殊的动物，只到“为国争光”、“扬名立万”时大展伸手！中国绝大多数的运动员成绩都是圈养的结果，从某种意义上说

    中国每一个奥运冠军都是圈养的产物！无论是在NBA里挣美元的姚明，还是那个“亚洲有我”的刘翔，亦或是邓亚萍等人，他们无法逃脱圈养的标签。因而，当他们夺得各种各样所谓让民情激奋的成绩时，你可以轻巧的说一句举国体制的产物，一群被圈起来的人而已。我没有贬低任何中国奥运冠军的意思，我只是想表达他们的成就并不足以让我们过分的追捧与夸耀，尽管他们在各自的项目里出类拔萃！

    举国体制的目的明晰，旨在迅速地出成绩，达到所谓地为国争光。这成了检验体育官员政绩的一大标准，因而体育官员们通常会押宝奥运项目，疯狂赌博：针对奥运项目把运动员们圈养起来，疯狂训练，运动员成了筹码。一人升天，仙及鸡犬，一旦圈养的运动员取得了成绩，从运动员、教练、官员、运动队这个集团将极大受益，这样畸形的奖励模式往往会让人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体育出现了极为独特的现象：皮划艇、网球、曲棍球等运动多数人还无法触及的时候，那些被国家专门培养的人已经在世界上夺取佳绩了，为国争光了。举个简单的例子，雅典奥运会李婷、孙甜甜夺得了网球女双金牌，人们开始吹捧她们开创了中国网球的历史，实际上中国人有多少网球爱好者，网球在中国的普及程度是多少？网球里女双金牌如同鸡肋，得到这枚金牌究竟有什么意义？官员们可以鼓吹奥运金牌战略搞得好，中国竞技体育再树风碑，他们可以捞到足够的政治分，李婷、孙甜甜可以因为冠军一下子变为百万富翁，而对于普通老百姓，该怎样过还得怎样过，网球仍是一项奢侈的运动。

    举国体制的成果让中国迅速地成为竞技体育里的第三强国，让中国奥运排名找到了迅速提高地捷径，显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成果，然而也显示了官员们好大喜功、追求政绩的虚荣。中国培养一个奥运冠军的成本是俄罗斯培养一个冠军的28倍！而对于竞技体育推向市场的美国，培养奥运冠军几乎没有成本，国家不会为了冠军而刻意地圈养运动员，不必大量投资，雄厚的群众体育基础、高度发达的市场决定了冠军随时可以产生！中国的圈养运动员称为专业运动员，但实际上他们是职业的运动员，因为有了国家投资，他们不必为生计问题而操劳，只要以青春身体为资本，好好操练就好。而美国散养的运动员称为职业运动员，但他们只是专业的，他们没有国家保障，更多需要个人的打拼，因而美国的散养冠军更具“营养”价值！

    为了冠军而用金钱堆砌的冠军没有任养值得夸耀的地方，这只是特定时期特定的畸形产物，只是为了提高产量、维持虚荣使用的极端手段。比起那些圈养的运动员台球名将丁俊晖是一个散养的特例，尽管台球项目在中国非常受欢迎，但由于是非奥运项目，导致官方对此运动的漠视与不支持。丁俊晖成了一个特立独行者，他不是按照业余体校、专业队这样的套路而成为一个闻名的选手，完全是自己个人的努力，按照市场一步一个脚印的成为一名职业运动员，从这个意义上说丁俊晖的成绩足以比肩姚明、刘翔。丁俊晖得到冠军的价值足以超过任何一枚奥运金牌。

    神话是人创造的，丑小鸭完全可以变成白天鹅！丁俊晖就是一个从贫寒家庭飞出的一只天鹅，与声名显赫的刘翔、姚明比起来，丁俊晖更有骄傲的资本。看一场丁俊晖参加的确精彩的司诺克，如同欣赏幅画，听过一首歌，像躺在宁静的田野里与牛羊共处，任清风拂面，感受自然的气息。谢谢丁俊晖，他没有给中国体坛带来禽流感，而是吹来了一屡自然的清风。

[转贴]请问教育部周济部长：你出国留学哪来的钱？

妖刀入鞘

　　 最近，教育部有个叫王旭明的新闻发言人对记者谈了下面一段话：人们对学费问题应当转变观念。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教育已经成了家庭的一种消费，既然是消费，就要根据自己的经济、智力实力来选择。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是有限的，自然比较贵，不是所有人都消费得起的。就好比逛市场买东西，如果有钱，可以去买1万元一套的衣服；如果没钱，就只能去小店，买100元一套的衣服穿。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

　　看了这段话，我非常震惊，我痛切地感到：我们的一些政府部门已经堕落了！王旭明是个新闻发言人，他的话不代表他本人，而是代表教育部，代表政府。我不知道，他的话来自哪一级的授权。但不管是谁授权让他说出上面这一段话，此人都是民族的罪人！

　　教育，是人类社会最重要的活动之一。人们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知识，通过教育才能传给下一代。可以说，从原始社会开始，人类的每一点进步都来源于教育。在当今世界，中华民族要想赶上世界发展的潮流，最基本、最重要的手段就是发展教育。没有整个社会文化和生产技能的提高，没有大量的有民族责任感的、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才，振兴中华就是一句空话！教育，应该培养一大批有道德、有文化的劳动者而不是精神贵族；教育，应该平等地面向所有公民而不是只面向少数权贵和富人；教育，应该是社会存在的基本构成而不是商品。

　　两千多年前，孔夫子就提出了“有教无类”的平等教育观。之后的历代封建王朝虽然得到良好教育的大多是有钱人，但从来还没有听说过政府公开歧视穷人受教育权力。虽然“书中自有黄金屋，书中自有颜如玉”的教育理念并不正确，但毕竟给了穷人一点通过受教育改变命运的希望。即使是近代军阀和民国政府其间，也有不少穷人的孩子通过政府的资助接受了高等教育。我本人就认识在美国一所大学做教授的一位当年西南联大的学生，他告诉我，当年他家很穷，是拿政府助学金读完大学，又来美国深造的。更加辉煌是新中国计划经济时代的全民免费教育。那时，谁听说哪个孩子因为穷上不了学？连王发言人都承认：“在计划经济时代，孩子从小学上到大学花的钱很少，因为国家都给包了”。要我说，即使计划经济有一千个原因应该诅咒，就凭这一条，它就比现在这个“虚假”的市场经济强一万倍！

　　什么叫“但是在市场经济时代，形势已经发生变化”？我呸！你敢说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比美国还“市场”吗？什么“北大、清华这些优质教育资源”？你北大、清华比哈佛还“优质”是不是？你知道哈佛是怎么收费的吗？我来告诉你：每个学生在注册时都要带上上一年父母的纳税表。全家收入在四万美元以下是免费的！即使不免费的学校也有各种不同类型的奖学金。没有奖学金的学生和家长可以向政府申请助学金，而助学金在在校其间是不需付利息的。天天嚷着与世界“接轨”，这个轨你怎么不接呢？如果说美国能做到这些，是因为美国太富有，好，我们和穷国比一比行不行？有人一提朝鲜、一提古巴就一脸瞧不起。但人家再不济，教育可是全程免费！不和别人比，和自己比总行吧？不是说，改革开放富起来了吗？富起来了，怎么教育却穷了呢。

　　据我所知，教育部的周部长是在纽约州立大学布法罗分校拿的博士学位的。我请问你周部长：你出国留学哪来的钱？你自己挣的还是你父母给的？你当时的学费和生活费不是来自中国政府就是来自对方学校！你敢说不是吗？你临走时，你的父母有没有对你说：“孩子，咱穿不起一万块钱的衣服，就买一百块钱的；咱上不起外国的学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我相信他们当时用不着说这些话，因为他们有福气：当时的中国没搞什么教育产业化，当时的教育部不是你这号人当部长！你是不是以为美国人很傻？白给你钱让你在他们那里上学？全世界就你们几个中国的精英是“理性经济人”？你看到人家的富裕，为什么看不到人家是怎样重视教育的？如果在毛泽东时代就把教育当成一种“消费”，今天的周部长大概不会坐在教育部大楼办公室里，极有可能的是早就成了4050下岗工人之一，或者农民工的一员了。

　　今天的中国，高等教育的收费与老百姓的收入极不匹配。原因是什么？不是你们说的“现在很多人不考虑自己实力如何，都想让孩子往好学校里挤，这是非理性的，也是形成‘上学贵’观念重要来由之一”。真正的原因就是你们搞的、老百姓深恶痛绝的教育产业化！作为政府部门，你们不想着制止滥收费，不想着打击教育领域的严重腐败，不想着争取国家增加教育投资，却恬不知耻地对老百姓说什么不“理性”的风凉话。

　　我并不认为今天通过考试选拔优秀学生是科学的，但它毕竟给每个孩子提供了一平等竞争的平台。清华、北大等国家重点大学曾经培养了许多各个方面的人才。他们中的许多毕业生今天正在担当着中国重要领域的大任。我们的教育部门应该站在为民族培养下一代精华力量的高度，视每一个有能力进入这些学校的孩子为国家和民族的宝贝。能拿得起学费的让他们念，拿不起学费的国家拿也要让他们念！有谁敢说那些因为贫穷被排斥在校门外的孩子不会成为明天的邓稼先、明天的华罗庚？有谁敢说他们中不会出一个更加合格的共和国的教育部长？有谁敢说他们中不会产生领导国家继续向美好未来前进的共和国的新的主席和总理？为什么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教育部门看得还不如资本主义国家的有识之士远呢？在这里，我不想说共产党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我不想说中国还是个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只想问问：王旭明们，作为教育工作者，作为政府的教育主管部门的负责人，你们到底是无知呢，还是无耻？

　　教育不是产业，它是事关民族千秋万代的“事业”；教育不是老百姓的“消费”，它是国家和政府的责任；教育不是有钱人的奢侈品，它是每一个公民的最基本的人权。

　　教育部发言人的话是十分危险的。它的危险不在于有人说了什么，而在于目前这种无异于民族自残的、荒唐的教育不公正在或已经成为政府的政策行为。这种言论一旦成为政府的主导思想，中华民族面临的危难将远比一个台湾问题严重百倍。人们，要警惕啊！ 

用屁股思维

bodelaier

本文分为三步：一、用屁股思维的中国经济学家；二、用屁股思维的国内经济计划运作模式；三、用屁股思维的西方意识形态的观点

一、用屁股思维的中国经济学家

本来懒得说这么高深的话题，除了给自己找麻烦再别无所用，看到最近频频有人将经济学、法学的观点分歧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把阻碍改革的暗力、煽动一般民众的社会对立情绪等，强加在学术的争议上。但有一个事实是：我们的经济学家正成为一个利益集团的代言群体，甚至俺学生时代敬佩的张维迎、厉以宁都毫不犹豫地跻身其中

从2004年郎咸平-顾雏军之争所说吧，我先介绍一下：郎咸平出生于台湾，1986年获得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金融学博士。曾经任教于沃顿商学院，密西根州立大学，俄亥俄州立大学，纽约大学和芝加哥大学。曾担任世界银行、深交所和香港政府财经事务局公司治理顾问；郎咸平1990年金融论文引用率名列世界第一，被列入2002、2003年世界经济学家名人录。 那么试问一下我们那些闭门造车的教授们，当郎咸平获得金融博士的80年代，才迷惘放下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体系，开始猛补西方经济学的你们，从经历上就输了不止半条街。 而梁小民、厉以宁的西方经济学入门的书籍开始摆上高校也就是我国开始反思、学习西方经济学、摸索建立特色的市场经济的开始。

    郎咸平是个台湾人，一直在美国读书，后又一直生活在港英模式下的香港。所以他对中国看法可以不受任何功利的影响，他在于深交所的研究顾问中发现了，其实也只是从股票市场就发现出了国有资产被人借用国企改革的名义瓜分利益：“郎咸平认为中国缺乏卓越的企业家，而不是体制上的原因。他进一步断言，国营企业中遇到的管理低效等问题在民营企业中也都会遇到，国企的不成功不代表民营化一定成功，甚至“哪个省先民营化，哪个省衰退的也越早”。因为，在民营企业发展到一定规模后，原来的管理者因为自身条件的限制，需要引进职业经理人，但在这样一个缺乏信托责任的环境里，职业经理人的作用是值得怀疑的———郎咸平用他的保姆理论解释说，“这一群会践踏国有资产的职业经理人，将来一定会践踏民有资产。”  然后郎咸平通过具体案例直面抨击，从而有了“三叩TCL”、“四问海尔”、“七问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盛宴中狂欢的格林柯尔）”具体链接见（http://www.cec-ceda.org.cn/channel/lxp/contents/2352.html）

    然后在“中国经济学家的集体失语”后，随后遭到以张维迎为首的主流经济学家集体反攻，2004年8月9日，郎咸平发表演讲称，顾雏军在“国退民进”的背景下，顾使用“安营扎寨”、“趁虚而入”等7种手段，只花了区区9亿元，就换回总值136亿元的企业”后，张维迎等又集体为顾雏军开脱、辩解。 可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去年7月顾雏军被打击证券犯罪工作的中国证监会稽查二局抓捕，罪名正是“挪用三家上市公司资产”和“虚假披露信息”，然后主流经济学家再一次失语。然后张维迎拼命向媒体解释与顾雏军不熟。

不过对这点波得倒是深信不疑，主流经济学家之所以为顾雏军出头，绝不会是因为收受个人好处，我绝对相信张教授这点操守还是有的。但是经济学中不是有“机会成本”的说法吗？ 那么同样也有着“既得利益好处的无形立场”的影响，大家拍拍胸脯问自己，谁没见过周围大型国有企业一夜间倒闭，成千上万的人从以前无忧无虑的优越走向社会的底层，而80年代后半叶，对土地的价值及利用，人们都没有概念也没有相关的法律管理，而所有国企最大的资产就是行政划拨的土地，到底有没有这些土地被杀鸡取卵的方式廉价与开发商合作或变为廉价长期租约的私人超市？  那些证券行业的“投行”业务，那些一批专门玩空手道、钻法律空子的收购-处置优良资产变现--丢下负债空壳脱逃，这些投机家何止万计？ 而实际上超前掌握企业重组诀窍的经济学家们正是背后的一个个智囊团。其实从国有企业现成的人力、设备、资产，资不抵债并不代表这个企业没有价值，相反，从一无所有到一定规模难，有了一定规模只需一个好的负责的领导决策人。再说计划生育吧，80年代的计划生育的决策非常英明和及时，但并不是就说我们一直就这样二分之一地减下去，总有个日子是最佳止损点吧。我们不可能一直减到灭忙.谁有这个危机感去尽早估处这个最佳止损处，从而淡化认为因素对生态平衡的影。尽早恢复一对夫妻生一对孩子的自然增长率。  而且我国经济的发展不是我们有多少技术和产品，而是靠那些多不胜数的廉价的劳动力，在他们被资本严重剥削的同时也成就了我们世界代工场的美誉，凡是污染、本地人不愿做的、本地劳动成本高的都打发到我们的面前，如果人口一味清减下去，如果没有大量的劳动力资源的后盾，那么凭什么维持我国的经济？如果真的像某个经济学家所说的人口间到三亿为满意，那么对我们的民族将会是个灾难性后果。我们为何总用无知和愚昧来看待世界，而且我敢断言最近一、两年密集型劳动力缺乏症会从广东蔓延开、从而拖下广东经济发展的步伐、并向内陆延伸过去。

二、用屁股思维的国内经济计划运作模式

    而这些经济学家们又给改革中的祖国多少帮助？多少有用的见解？ 波得上学时最喜欢的是西方经济学，可也只是当作一种经验的见解之谈，从没当回事。就像是外汇汇率，真的是人民币越低估、越贬值就对出口越有利、就越能抑制进口？要知道这个观念不过是从亚当斯密的Absolute Advantage到大卫李嘉图的Comparative advantage衍生来的，是从罗卜换青菜进化的，但出口的目的是什么？进出口实现的目的是什么？应当追求本国国民利益的最优化。当发展中的国家拿罗卜换飞机时，本国利率低估，多出口几个罗卜的钱，要比买回涨价的飞机的代价惨痛的多。所以我们为何总是不加思索地照搬一切，就是美国国内，在80年代末至少我就看到对当今汇率关点的质疑，甚至有“利率掠夺”之说法。

我们国人做事非东即西、非左即右、非山即海，为何看不到海水与山川之间的陆地？  我们总习惯从一个极端迅速迈向另一极端，而绝对想不出去取长补短。 世界早就是个混合经济、融合经济的时代，即便是西方国家在举足重要国防科研、铁路、电讯等保障性行业实行计划经济，其他领域实行自主的市场经济。就如在我国国力不足的条件下，在没有完全引入私人医院良性竞争的前提下，一味地为改革而改革、忽略国情，把医疗、教育市场化，这就是种倒退。任何事物不能一味推出轨，只能要借用点先见去抢前修正庞大惯性的运行轨迹。  任何经济措施的作用都是滞后才能反映出后果的，稍有不慎会引起民生民怨问题，不能草率行事、率性妄为。

    三、用屁股思维的西方意识形态的观点

就拿马克思来说吧，谁都不能否认他是伟大的，而伟大之处就在于资本论、在于对资本的深刻揭露，不管社会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资本存在的唯一目的就是获取最大的利益，不信？那就看看前不久社会主义国有垄断资本的“中石油”、“中石化”在广东一手导演的资本贪婪追求利润、罔顾垄断相应回报社会反而叫板社会的“油荒事件”。  这也正如，不管是民主国家还是专制国家，官场都是黑暗的、政治都是肮脏的、无一例外。    而在我们国家可笑的是。马克思竟然能形成了一个计划经济的体系，没有任何一个经济学家能够伟大到独创一个经济制度，就是对西方宏观经济学深远影响的凯恩斯，也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只是对自己身处的类似经济有着指导意义，随社会经济发展，没有不过时的理论。

    而西方人好笑的就是以自由经济和计划经济来划分两大阵营，进行意识形态的对立，把经济方式的取舍、经济开放程度的如何来区别人权、自由的程度。2000年以前也确实按经济的分歧划分政治的区域有着非常的相似度，但到了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这种观点持续也是一种无知。

     四、加强屁股思维的归纳能力：

最后再回到北京大学法理学教授巩献田引发的“一封信搁置物权法草案”的事件，巩教授认为，这个草案严重违反了《宪法》中关于“公有制为主体”基本经济制度，具有明显鼓吹私有化倾向。“将国家、集体、个人财产平等保护，这是中外立法史上的奇迹。”而几乎所有民法学者都认为，只要是进入市场流通的财产，都居于同等地位；只要是合法获得的财产，法律必须给予平等保护。这是作为民法一部分的物权法应有的立法态度。 其实巩教授的中心观点是国有资产、集体资产是属于全体人民的，要先保护好国有资产的前提，才能再确定对个人资产的保护。不然可能会引起侵占国有资产的合法化。  而就是这最后一句引起顾-维事件中受挫的利益阶层的集体疯狂反扑、大扣帽子“从整封公开信的内容来看，主要是对我国改革开放一些政策的不同意见。”一位著名民法学教授这样分析，“改革进行到今天，有人对改革的方向开始发难。小平同志说改革开放不要陷于姓资姓社的争论，现在就有人出来问姓资还是姓社。巩教授就是法学界出来发难的代表。”

其实这个学术争论问题很简单，让波得也用屁股思维一下，给个总结：

1、物权法-势在必行这是社会的进步

2、现在的物权法确实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前提下的宪法有关条文冲突，  制定一个与宪法冲突的大法确实是个笑话，制定法律者也要尊重法律。  解决的方法惟有对宪法有关冲突不符合当今潮流的条文要先进行修订后方可谈物权法的颁布

3、国有资产确实高于个人资产，立法要先对国有资产保障不备个人侵占后，在确保个人财产神圣不可侵犯。

奶奶的，这么简单的事争个屁呀!怎么国内的法学家也同经济学家一样，只会吵架、只会用屁股思维!!!

    http://bodelaier.blog.hexun.com/trackback.aspx?articleid=2783246

中国经济时报:就这样被垄断征服？

北京评论 徐冰

８月２１日，２００５年中国企业５００强终于放榜。中石化以６３４２亿元的营业收入压倒国家电网公司夺得首席，成为中国企业５００强的新鼎冠军，其后依次是国家电网、中国石油、中国移动、中国工商银行、中国人寿保险、中国电信、中化集团、上海宝钢、中国建设银行。其中排在前８位的都是垄断行业的企业。

与中国企业５００强同时发布的，还有首次推出的２００５年中国服务业５００强以及２００５年中国制造业５００强。在２００５年中国服务业５００强中，位居榜首的是国家电网公司，利润规模最的则属于商业银行和邮电通信业，两行业总计占５００强利润总额的近６０％。如果再加上其他行业，国有垄断行业的利润总额到底占据了多少江山，恐怕是一个更为”爆炸性“的数字。

这究竟是一个值得骄傲还是令人悲哀的事，虽然是见仁见智，但结论恐怕更多地要取决于屁股。

就在国产５００强发布前不久，《财富》杂志公布了全球企业５００强。于是，对比中外两个５００强，便成了很自然的事。比来比去，总结出了这样几点：一、世界５００强大多是私营企业，甚至是家族企业。比如世界５００强第一名的沃尔玛，就是家族企业。而中国企业大多是国有的，甚至是国有独资的。二、世界５００强大部分所在的行业是竞争性行业，比如说汽车。而中国的企业大多数是垄断性行业，比如说石油、电力、钢铁。三、从规模上来看，中国５００强的规模仍然比世界５００强小得多。

垄断打败了市场，国企打败了民企，这是国产５００强给人的粗略感受——当然，至少在目前，这尚不构成中国企业做不大的重要理由。

保持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占有一定比重，做大做强国有企业，是我们历来的政策。随着国内市场逐步放开，在外资环伺的压力下，以国家力量尽快做大做强国有企业以抗击风险，保证国内经济安全，也是几乎不假思索的选择。

尽管这样的选择也有其道理，可不容回避的是，政策向国有垄断以及国有企业倾斜，同时也意味着公正与公平的倾斜。对于民营企业而言，政策的倾斜必然表现为对其生存与发展环境的挤压。

就国产５００强分析，民营企业在榜单中比例虽有所上升，也仅达到了５％－６％的比重。但就是这可怜的５％－６％，却让人萌生出敬意。与有政府倾斜支持的国有垄断企业相比，上榜的民营企业虽无靠山却生机勃勃。

如果说，强大的国有企业可以给人以安全的感觉，那么，强大民营企业，当然也可以给个人和国家以安全。假如拥有一个国产沃尔玛，人们心里的感觉，又会怎样？

我相信，任何一个有自尊的人，都能够客观理性地看待上榜的荣耀。被呵护的强大永远只能是外强中干。严重的行业垄断不仅限制公平竞争而且恶化了市场秩序，导致企业效率低下，服务质量不稳定，创新能力普遍不足。同时，以国家之力进行的行业垄断实际上是对平等国民待遇的践踏，某种意义上是对国民的盘剥。

“就这样被垄断征服”，不可能，也不应是有中国特色市场经济的最终目标。

中国经济时报
http://www.cet.com.cn/20050824/YAOWEN/200508241.htm

秦晖：大政府 小责任

　　从去年到今年风气有一些变了，从去年的郎顾之争到顾雏军被抓起来，关于医疗改革不成功，医疗改革不成功中国公共服务体系的崩溃，不但是医疗，包括教育等等，因此引起很多的批评。很多问题就像刚才大军讲的那样，其实有很多问题，包括顾雏军背后的现象等等，二十几年的改革，老实说不断一下子往这边摆一下子往那边摆的过程，已经摆了好多次了。现在我们指出这些问题，其实并不是为了使他再一次出现所谓的循环，一管就死、一放就乱的循环，要讨论这个问题在什么地方。

　　前几天我就医疗改革问题专门写过一篇文章，前天在中国新闻周刊上登出来，但是登出来的时候，由于种种原因做了比较大的修改。那篇文章的题目叫“权力太大了，责任太小了”，让我国公共服务的问题。通常人们讲的公共服务出现问题，社会保障不足，通常人们认为是小政府理论或者说是市场万能论造成的。这种说法我觉得在一般的宪政国家是无可非议的，的确就是这样的。但是在我们这种国家就很难说，因为实际上公共服务问题不是现在才有的，我们的两千多年来一直有这个问题，这就是经常有人讲的，中国以前国家权力只达到县一级，县以下是乡自治的，这话是说反了，国家责任连县以上都未达得到，但是国家的权力可以说无孔不入，中国有一句唐诗，国家权力已经达到了认识深山更深处，但是这个国家的责任不但县以下没有达到，连县以上也未达得到，“平时闹事无人问，浮在深山有远亲”。意思是，不仅县以下没有公共服务，连县以上也是没有公共服务的，我们国家的法家传统从来鼓吹最大程度的皇权，但是同时也是鼓吹最小责任的，最小的皇责的。我们国家法家最强调反对所谓的福利的，专门讲过绝不能救助穷人，因为穷人不是懒汉就是醉鬼，如果救助他是帮助懒汉和醉鬼。如果反对社会福利，是否意味着主张自由放任呢？也不是，我们国家的法家认为穷人不应该救助，可以抓起来，这种现象一直同时存在的。

　　49年以后的情况，我觉得有了一个变动，这个时候我们国家的权力和责任都同时扩大了，但是我们国家的权力，对社会的控制可以说扩大了很多，但是这个国家对社会的责任也就提供公共服务业应该说有了相应的扩张，但是扩张的幅度和权力扩张的幅度是完全不对称的，服务扩张得少，权力扩张得多。包括这次医疗改革的时候，对计划经济公共服务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这个应该说是有理由的，但是我必须指出，这种高评价另外一个方面，比如说就医疗而言，人们通常都讲，文革后期的合作医疗如何好，现在如何糟糕，恐怕这样讲忽视了几个问题，第一我们假定在传统时代，也就是说在49年以前，中国是完全没有民间公共互助功能的，这其实是不对的，我在这里请大家看一下复旦大学的那本书，《中国人口史民国卷》，里面就谈到了对民国时期的类似今天合作医疗的事情，也就是民间自己搞的公共服务体系的效能问题，而且引了当时的国联等很多外国学者当时对中国事情的评价，也就是说这个事情在49年以前不是一点都没有，49年以后曾经有一度比49年以前要差了，因为当时的中国民间社会的自治功能被破坏得很厉害，因此毛泽东当时在文革的时候，一再讲农民缺衣少药不是没有道理的。在文革后期，当然有了合作医疗，合作医疗的确也是承担了相当大的功能，我在农村的时期就曾经当过三年所谓生产队卫生员，也就是所谓的赤脚医生，对这个事情是怎么运作的，我当然也是知道的。

　　但是对这个事情也不能说得过高，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合作医疗制度在78年以后基本上就解体了，但是对农村公共服务的抱怨到了90年代后期才尖锐起来，现在人们讲得很多数据，有多少人是病死在家里的，往往跟93年前后做对比的，中国的乡村或者一般意义上的公共服务出现一种崩溃式的局面，主要是1994年以后，尤其是分税制以后恶性发展起来的，分税制大家知道就是财权上收、财责下放的过程，权力包括收入，按照有些学者的建议，要强化汲取能力，但是公共服务责任在这以后并没有得到加强，反而是弱化了。所以说，中国一直有这样的问题，由于中国有一个权责不对应的机制，权力不承担相应的责任的，所以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往往同时存在着权力太大的问题和责任太小的问题。

　　在这种背景下，我们要警惕说，我们抽象谈什么大政府、小政府，在中国，大政府理论和小政府理论，常常同时存在，往往讲的就是，一讲大政府就是要扩张政府的权力，一讲小政府就是要推卸政府的责任，这两种取向反复交叉的结果就是使责任越来越小，权力越来越大，我们改革这二十年来，经常讲的一句话叫放权让利，可是在我刚才讲的这种体制下，往往所谓真正权力放了没有呢？我觉得与其说是放权，不如说是卸责，于是说让利不如说是争利，因此放权让利的改革走到后来就变成了实际上卸责争利的改进，一方面公共服务部门公共服务责任越来越差，但是一方面利用权力垄断市场进行创收的权力却越来越大，一方面放弃公共责任，一方面利用权力，利用公共资源创收，这种现象其实可以说是在同时存在的。因此，我们在面对这种问题的时候，我们还要避免一下子大政府，一下子小政府的循环，尤其是要避免一下子大政府拼命扩张权力，一下子政府阶段拼命推卸责任导致这样的问题。走向市场经济，它的确要讲所谓小政府的，但是所谓小政府指的是要摆脱权力的不正当的舒服，而不是说摧毁社会保障，是指限制政府的权力，而不是要推卸政府的责任。当然在宪政条件下，我们知道，宪政的一个基本的功能就是使公共权力和公共责任做到合一，有多少权力，就承担多少责任，我需要你承担大的责任，我就给你大的权力，我要限制你的权力，我就不能指望你能承担太大的责任。所以，在宪政时代，的确会有我到底是给你大一点的权力，大一点的责任好呢？还是给你一点的权力，小一点的责任好呢？这两种取向，也就是我们通常讲自由放利和福利国家的取向，也就是通常所讲左和右的两种取向，现在两种取向很难说哪种不对哪种对，但是有一点必须讲清楚，无论哪一种取向都不会赞成权大责小的体制，尤其不会赞成有权无责的体制，这种体制不管左派还是右派都要反对的。

　　但是中国也有一个很怪的现象，去年我在美国的时候曾经有一个朋友曾经问过，他说我不知道你们中国到底是左派得势还是右派得势？你们中国如果左派得势，为什么在所有的国际场合上，你们中国的代表是最反对讨论劳工权力，无论在任何场合，一提到劳工权力，中国的代表马上跳出来，这个问题怎么能谈呢？绝对不能谈的。如果说你们是右派得势，为什么你们现在又轰轰烈烈反对新自由主义呢？我说这个问题其实很好解决，如果左派右派是指你们的那种意义上的左派右派，在中国都不吃香的，因为你们的右派要限制政府权力，你们的右派要追问政府责任，这两种人在我们那里都不喜欢的。但是我们政府也喜欢，也需要左派和右派，需要什么呢？需要为政府扩大权力的左派，为政府推卸责任的右派，最好又左又右，既扩张权力又推卸责任，这才是最容易得势的，真正的问题是相反的，中国的确需要左派，因为政府责任太小，政府的确需要右派，因为政府权力太大，因此我们一方面限制政府权力的这种改革，严格来说就是规范，建立一套政府权力，授权和问责机制，建立一套委托代理机制，实际上说得简单就是建立具有政治文明的体制。

　　另一方面，追问政府责任，这种意义上的改革我觉得也是需要进行的。因此我专门提到，我很欣赏最近医疗有一句提法，现在医疗卫生改革是要强化政府责任，没有讲到关键是要扩大政府权力，这个说法是很对的，因为现在产生一系列的问题都不是权力太小的问题，而是责任不够的问题尤其是教育，要搞市场化，教育产业化，可是我们知道，在教育领域，民办教育进入的门槛是非常高的，而且也是很不合理的，这么多年来一直有民办民工学校被取缔的消息，理由是说，民工学校档次太低了，档次高又怎么样呢？有一个规定民办高档教育只能承担慈善功能，不能盈利。民办教育如果不能盈利，官办教育可以用国家的资源为个人牟利，一方面民办教育准入很严格，但是我们这些年来，我们的官办学校，尤其是国家财政重点扶持的所谓重点学校，都大量搞一校两制一校两牌，校办民校，中国现在有很多的民校，但是民校不是真正民营的，是重点学校翻一块牌挂的，就用国家的资产，用国家的人力，高收费，为小集团和个人创收。这样高收费和创收又不允许别人进入，用采取用权力垄断排除经营者的办法，这是不折不扣的卸责争利，一方面放弃公共服务责任，把公共服务责任推卸得一干二净，一方面又把权力行使淋漓尽致，像这样的做法，在两方面有很大的问题。如果中国不走出怪圈的话，很有可能怎么改都不行的，像现在有些老百姓讲的，一个萝卜老头切，左右都是你得，一讲收拼命管住老百姓，一讲放就拼命放权贵，结果就是我讲的，存在此或效应，收也是你，放也是你。

　　大家知道，从去年朗顾之争开始，很多人痛感中国公共资产被所谓地流失，实际上用很不正当的手段落入一小撮私人的手里，但是在中国两种主义都存在，自由主义者认为资产被自由放任，社会主义者抱怨被公共财产被侵犯，这两者有没有矛盾，这两种现象同时存在，而且它的根源就是一个，就是不受制约的权力，用左手把老百姓的资产弄进国库里头，又用右手把国库的资产弄到某些私人手去，这实际上是流水线式的过程，我们不能只反对左手不反对右手，不能只反对右手不反对左手，明明左右手齐全，不能说是残废人，只有一只手，一个现代的社会也可能左派掌权所谓福利国家，也可能右派掌权自由放任，不管哪样的国家，这两只手都必须要关注，市场机制的作用多一点，政府管理机制多一点，这并不是真正的问题，很可能没有公平的市场竞争，也没有真正的公共的服务。

转自http://www.chinareform.org.cn/cirdbbs/dispbbs.asp?boardID=4&ID=63687

            一个硕士研究生交钱发论文的经历

                                            李程
                                        中国青年报

　　马克突然打来电话，说周末聚一下，他请客。马克是我大学时的室友，后来他考上了我们所在城市最好的大学读研究生。电话里马克的情绪听起来不错，应该是有好事吧。

　　果然，一见面他就一脸“成就感”，就是费尽周折终成正果的那种。没等我问，他长长地舒了口气，表情复杂地摇摇头说：“我的论文，发了！”

　　很显然，我的反应与他的情绪并不合拍，他马上补充道：“这事儿已经折腾我快半年了！”

　　原来，尽管研究生培养改成了弹性学制，学生可以两年毕业，但是马克所在学校仍沿袭以前的老规矩：研究生阶段必须在公开出版的刊物上发表一篇与本专业相关的论文。

　　“院里的课可以少上点，毕业论文可以随便点，老师们一般不会为难。可要是该发表的论文发不了，谁都救不了你。所以，对刚入学的同门，师兄师姐们介绍完院里各色典故之后，都会补充一句：‘别忘了，论文发表宜早不宜迟！’

　　“说得轻巧！你想想，这两年研究生扩招都快赶上本科生人数了，我们学院短短5年已经扩招了10倍。还有老师和在职人员也要为了职称奋斗，都得发论文。学术期刊就那些，每个刊物一期顶多20来篇稿，要发稿，能容易吗？

　　“说真的，我的导师是院里公认最好的老师。可是带着30多个研究生，他自己的事还忙不过来呢，你好意思去添麻烦吗？

　　“剩下的就只有自己想招儿了。这学期开头的时候，我发誓一定要尽快发一篇，不然毕业就遥遥无期了。

　　“首先到资料室把所有刊物的风格熟悉一遍，知己知彼。其中最权威的先排除掉，因为基本上被圈内最知名的几位专家把持着。投稿比较集中，或者当地高校密集的也最好排除，避开激烈竞争，以免费力不讨好。

　　“剩下的10多个刊物就是主攻方向了。一般都是偏远地方的，像新疆、黑龙江什么的。反正只要公开出版就行。

　　“接下来就得炮制论文了。论文怎么写大家心中都有数，大多都是‘往巨人的肩膀上站站’，借鉴一下‘前人的研究成果’。至于邮寄，傻子才不一稿多投，千万不用客气。这都是那些‘先行者’的经验之谈。”

　　听到这里，我忍不住抬头看了看马克。很明显，刚开始的“成就感”早已散去。我无法把他的不屑和无奈，与刚考上研究生时的他联系在一起。

　　“如果文章侥幸被某个编辑看中了，那离发表就只有一步之遥——交钱。”

　　“交钱？不是还有稿费吗？”

　　“你说的都是老皇历了。现在给稿费的是凤毛麟角，交各种费的才是主流！寝室一哥们儿，头天听说稿子能用，第二天就去杂志社，人家说要版面费，200元。交完还得跟人家说声‘谢谢老师’！你不交，想交的还排着队呢！还有一同学，贷款上的学，人家要1000元，谁让他的稿子长呢，还不是一分不差交了。

　　“离学校规定的时间还剩两三个月，眼看着寝室其他人论文都发了，我寄出的几十封信还是没一个有回音。那些天我见人就问‘你发了吗，怎么发的’，不知道的还以为我想发财想疯了呢！”马克一脸苦笑。

　　“那天，一位小师妹给支了个招儿：找中介。原来，校园里的墙上经常有人贴小广告，为学术期刊联系客户，发增刊不成问题。当然，四五百元钱是少不了的。她就是这么弄了一篇。我当时就想，‘一颗红心两手准备’，万一不行还真得请小师妹帮忙找个中介。是不太光彩，好歹能毕业不是？

　　“守株待兔不行，还得主动出击。于是挨个儿打电话，问稿子收到了吗，能用吗？好不容易东北一个杂志说稿子还行，可惜联系迟了：跟另一篇稿子撞题了，人家那位抢先交了版面费！

　　“就在我快绝望的时候，另一家杂志给我发来一封信，说稿子能用，不过‘杂志社经营困难，发稿将在订刊者中优先考虑’。还附上了汇款地址。

　　“200元钱，我毫不犹豫当天就寄了，只要有机会发表就行。万一上当就自认倒霉吧，横竖不就200元钱吗？还好，对方收到钱之后很快回信：两个月之后上版。

　　“两个月时间在焦急中过去了。拿着手中的样刊，我真不知道心里是什么滋味。别的都懒得去想了，反正，半年来压在心里的石头落了地！”说完，马克又长长地舒了口气。

转自http://dzl.legaltheory.com.cn/info.asp?id=5111

“突击离婚”与“制度性羞辱”

最近，华北油田出台了下岗职工重新上岗的新政策，其中规定：“双职工都买断工龄的，有一方可以上岗；离婚后的下岗职工等同于单职工，可以上岗。”此举导致不少夫妻为了增加上岗机会，突击办理离婚手续，有时一天能达20对(据8月17日《燕赵都市报》报道)。

乍一看来，华北油田的这一政策无可厚非：相对来说，离婚后的单职工由于生活缺乏照应，往往更容易处于困难之中，因而出台向单职工倾斜的政策，其动机不可谓不良好。然而，这么一项“动机良好”的政策却导致如此荒唐的一种局面，个中蕴涵，颇耐深思。

首先，一种容易理解的分析是，这一局面折射出那些下岗职工们生活的现状———离婚的事实，毕竟使婚姻和家庭不再受到法律的保护。因而即便可以想见，这种离婚绝大多数只是权宜之计，但是也不排除有些确会弄假成真，假设如此，那些婚姻中的弱者便可谓欲哭无泪。

往更深一层看，该政策则是当前并不鲜见的“制度性羞辱”的一个标本。“制度性羞辱”，是社会伦理学家马格利特在《正派社会》一书中所提出的一个概念。在该书中，他力倡这样一种社会伦理规范：“不让社会制度羞辱社会中的任何一个人”，“正派社会的第一原则不是做什么，而是不做什么”。根据这一原则，华北油田的这一政策，即便“动机良好”，亦应受到指摘。

华北油田这一政策的失误，就在于其没有守住“应该不做什么”的界限。在“上岗”对人们充满诱惑的情况下，明文规定有离婚证便可以上岗，实是对离婚行为的变相鼓励，乃至无意的诱导。权衡之下，这样的政策当然是不出台为好。显然，如此政策，在客观上已经对那些正为了生存而挣扎的职工形成“羞辱”———即便这是无意的。

如果说，让某些职工上岗是为了解决其生活困难，那么惟一应该参考的条件就是其家庭经济条件，不能为了操作上的简便，就不计后果地实施“一刀切”。而且我非常不能明白的是：华北油田到底还能提供多少“上岗”的机会？难道“岗位”数目是可以随离婚人数变化而变化的吗？如果不是，那么如此一个政策，即便在操作层面上也是不密的。

来自“制度”的羞辱，是最严厉的羞辱，是人们最感无奈的羞辱，也是最易被习惯的羞辱。“长期的羞辱确实会使许多人不把羞辱再当作严重的伤害，他们当中有的甚至还不惜以进一步的羞辱去换取物质利益”，于是，社会的整体羞耻感将会因此而麻木，进而，秩序也会因此而被破坏———就像为了“上岗”而离婚，势必使《婚姻法》在此被虚置被架空一样。因而，要追求社会的进一步和谐，即便不公平总是难以避免的，但我们必须向这些“羞辱性制度”开刀，首先确保“制度”不会歧视、羞辱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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